“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”——易中天交代流窜路线图

**"易中天是谁?这个自称“流寇”的人,究竟与谁“合流”?又如何“为寇”?" ** 2011年5月22日,十六卷本《易中天文集》,在北京首发。

首发式人多力量大,张思之、江平、资中筠、刘道玉、叶选基、陶斯亮、胡德平等担任了“见证人”。吴敬琏、姜文、李承鹏、韩寒发来祝贺视频。秦晓、邓晓芒、李零、秦晖、吴思等都来捧场,主持人则是法学家贺卫方。

嘉宾名单按年龄排序,座位也这样安排。这是易中天自己的意见:以年龄为序,借此破一下“官本位”;而邀请的标准,是陈寅恪的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

首发大事办完,易中天抽出时间来到广州,关起门来,就他的“历史问题”,向南方周末记者一五一十地做了三天的“口头交代”。

[caption id="attachment_836" align="aligncenter" width="389" caption="2007年4月,易中天在斯坦福大学。2006年前后,易中天因为爱管“闲事”,被转型成了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但他的说法,自己是“打酱油的”,最多是“独立知识分子”。 (李华/图)"]2007年4月,易中天在斯坦福大学。2006年前后,易中天因为爱管“闲事”,被转型成了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但他的说法,自己是“打酱油的”,最多是“独立知识分子”。 (李华/图)[/caption]

新疆: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

“拖拉机是‘先进生产工具’,代表‘先进的生产力’,得交给政治可靠,组织上信得过的人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。在我的词典里,没有什么‘应该’,只有‘不应该’。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弄得‘身份不明,面目不清’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。”接受采访时,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。

“流寇”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;13年后,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;14年后,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,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;再过13年,从2005年开始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

四次转型。第一站,就是新疆。

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。不是苏联的《共青团员之歌》,是中国的《到农村去,到边疆去》。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。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《勇敢》,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“共青城”。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,也写一部中国的《勇敢》。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“共青团农场”,那一年他18岁。

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。毕业前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中外名著,还自编过一本《唐诗三百首集注》。也写诗,特别喜欢贺敬之、郭小川、闻捷和李瑛。他当年的进疆,后来的转型,都与“文学梦”有关——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《高高的树上》。但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。“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,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。”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在兵团农场,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。至今,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,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:掰苞谷、拾棉花、拉沙子、打土块、脱裤腿、打顶尖、修毛渠、整地边。这些“专业名词”,不是兵团人听不懂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,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,是“和泥巴”。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,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,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。“一天下来,感觉肠子都要断了。”脱裤腿,就是跪在地上,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。这活看起来轻松,其实磨人,整天都得跪在地上“膝行”,动作还要快,否则完不成任务。“兵团的条田多大呀,一眼望不到边。这时就会想,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!”

也有他没干过的,比如开拖拉机。“拖拉机是‘先进生产工具’,代表‘先进的生产力’,得交给政治可靠,组织上信得过的人。”

在易中天看来,“文革”期间的兵团是一个“等级社会”。人分三六九等,活也分三六九等。一等现役军人,二等复转军人,三等知识青年,四等起义人员(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“和平起义”的“国军官兵”,又称“925”),五等盲流人员(后改称“自动支边”),六等新生人员(即刑满释放人员,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)。这些都算“人民内部”。此外则是“阶级敌人”,比如“五类分子”(地富反坏右)、“三反分子”(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)。走资派,不是“人民内部”,也不是“阶级敌人”,在“百分之九十五”和“百分之五”之间“打秋千”。

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,刚去时也受信任,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,掰了多少苞谷,拾了多少棉花,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“统计助理”。后来,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,学会了打算盘。

“文革”: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?

**"“就凭我们这样,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?”" ** “人总是要犯错的。”易中天说,他也不例外,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“很左”。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,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:“造走资派的反,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”至于他打倒的“走资派”,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。“我不打,他最后也得倒,别人也会打他,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,绝不动手。”

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——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。他变成了“保皇组织坏头头”,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,被批斗,受监管,干最脏、最重、最下等的活。跟“走资派”一样,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“打秋千”,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。

“那时有很多荒唐事。”易中天说,比如吃“忆苦饭”,就是水煮苞谷糊,不放盐,还要问你“好吃吗”。你说好吃,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;你说不好吃,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。怎么回答都是错,“就是要整你”。

还有“斗私批修”。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,晚上还要开会过关,人人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,否则别想睡觉。有一次,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,摸过她哪里。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,说没有。干部说不可能,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?

[caption id="attachment_837" align="aligncenter" width="321" caption="18岁的易中天唱着红歌进新疆时,还是“很左”的。 “文革”时他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。后来“ 文革”轰轰烈烈,却也让他饥肠辘辘,“饥饿是最好的老师”,易中天说自己再也“左”不起来了。 (易中天/供图/图)"]18岁的易中天唱着红歌进新疆时,还是“很左”的。 “文革”时他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。后来“ 文革”轰轰烈烈,却也让他饥肠辘辘,“饥饿是最好的老师”,易中天说自己再也“左”不起来了。 (易中天/供图/图)[/caption]

一个武汉支边青年,反感在毛主席像前“早请示晚汇报”,说就像拜菩萨。结果立即被逮捕,逼他说出是谁指使。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。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,但被人按住了。

“在那个年代的基层,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。”易中天说。

总体上说,兵团人还是纯朴。真要表现好,大家也承认。所以,后来易中天还当过“五好战士”和“宣传队员”。他画毛主席像,抄毛主席语录,学毛主席签名,编写歌颂“毛主席革命路线”的小节目。通读《毛选》四卷,更是不在话下。

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,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。1970年庐山会议后,中央决定批陈整风,要求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。读书任务被层层分 解,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。这个任务落到“有文化”的易中天身上,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。他趁机把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法兰西内战》等 都读完了。他喜欢“马恩”的文风,很多能背。

学完原著写罢论文,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。这事有点难度。比如《哥达纲领批判》说,到了共产主义,“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,而是人的第一需要”。农工 们怎么能理解?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,下雨天收工最高兴。易中天给他们举例:一望无际的条田,四四方方,农活那么忙,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,有什么必要 整理?班长说,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,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?易中天告诉农工们,这句话启发了他。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,是有感情的。农工们表示听 懂了。

边学“马恩”,也边反思。《哥达纲领批判》里不是说,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,是“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”吗?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,还 是远了?刚到兵团时,西瓜两分钱一公斤,肉汤免费喝,白面馒头尽饱里吃。“文革”搞得轰轰烈烈,却突然发现,细粮革没了,油革没了,肉也革没了。只有国庆 和春节,才吃一次肉和细粮。“这是革命的目的吗?就凭我们这样,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?”

“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。”易中天回忆说,“饥饿是最好的老师。有些人说要回到‘毛时代’,让他们回去,饿他三天,天天开会批判,检讨自己,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。”

“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,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。”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。

武大:同学脸都吓白了

聊天、听讲座的收获,不亚于上课;学生不是教出来的,是熏出来的。

刘道玉受邀出席了《易中天文集》的首发式。刘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,为易中天毕业留校做过决定性的努力。易中天的许多事,老校长都还记得。

易中天是在1978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那年,以同等学力考进武汉大学,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的。这是他转型的第二站。他在武大饥不择食,利用研究生 享受教师待遇,可以进馆入库借书的特权,拼命读书。甚至把图书馆里马恩全集第42卷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抄写了一遍。他听讲座,文科的、理科的, 统统都听。有次东北师大杨公骥教授来校讲座,说“文革”中的“工农兵推荐上大学”,其实古已有之,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。“文革”不是史无前例,是旧制度的 沉渣泛起,让他印象极深。他也和同学们讨论问题。谈得最多的,是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邓晓芒。直到现在,易中天有什么拿不准,还会去请教邓晓芒。

后来易中天总结:聊天、听讲座的收获,不亚于上课;学生不是教出来的,是熏出来的。

易中天觉得武大那时的学风非常好。毕业论文答辩会时,从哲学系请来的答辩委员刘纲纪,与导师吴林伯的某些观点不同。易中天就跟刘纲纪当面争起来,针锋相对,寸步不让,“旁边的同学脸都吓白了”。没想到,最后刘纲纪给他的成绩是“优”。

毕业时,易中天遇到了麻烦。当时研究生毕业,都由国家统一分配,而且有四个基本原则:边疆、少数民族地区、已婚、带薪的考生,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。易中天的四个条件都符合,按规定必须回新疆。

导师胡国瑞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,主张留校。系里同意,但需要找校长。那时,刘道玉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。他听说胡国瑞想见自己,就说:只有官员拜 见学者,哪有学者拜见官员的?于是亲自上门听取胡国瑞的意见,并通过教育部长蒋南翔,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,把易中天留在了武大。 1984年,刘道玉又任命留校才两三年的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,易遂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之一。1988年刘被免去校长职务后,易跟刘走得更近了。 他曾经为“刘道玉教育基金”募集捐款。看看钱不够,又干脆自掏腰包,再捐十万。

刚刚留校的易中天只是“青年教师”,连助教职称都没有。他的课叫“文艺审美心理学”,也不“循序渐进”,一上来就是弗洛伊德、格式塔,口碑传开,郑州、长沙等高校的教师也赶来听,窗户上、走廊里挤满了人。

1980年代在武大读书的同学都记得,那时,易中天上穿浅咖啡色西装,下穿牛仔裤,一个箭步就跨上讲台,比在“百家讲坛”酷得多。坐在前排的,都是女生。

师母沈佩珍记得,易中天常常和同学们一起,到他们家聆听先生的教诲。易中天因为年纪偏小,还被师母叫作“乖乖”。而在易中天看来,他从胡国瑞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不是学问,而是做人的境界和风度。

著有国内第一部断代文学史(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》)的胡国瑞,因为在政治上被视为“走白专道路”,一直受排挤和打压。“文革”结束,还是副教授。申 请博导,也没批下来。他受到的待遇不公,却非常豁达。对待学生,也公认“比对儿子好”。但对社会不公,胡国瑞却不吝仗义执言。老校长李达在“文革”中遭受 迫害,含冤去世。胡国瑞赋诗云:“天意何曾重斯文,万民刍狗总非仁。”这让易中天极为敬佩。

胡国瑞诞辰100周年之际,易中天做了两件事。一是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线装本的《胡国瑞集》,并题写书名。二是把四套线装本《易中天读史》编号 版拍卖所得善款,再加上出版社、拍卖公司、先生家人学生的捐赠,以及自己追加的12万共50万元,在武大文学院设立“胡国瑞奖学金”。

“我有新疆的苦难生活做底子,又有胡先生这样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做引导,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?”易中天说。

厦大:“土匪”变“流寇”

** “邦 国制度也好,帝国制度也好,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,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,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民族搞得更好。只不过有些官员在维护政权前提下,以权谋私给自 己捞点好处而已,没有人存心把它搞坏。但整个历史的演进,从西周,到秦汉,再到明清,越来越差。你奔着好的念头去,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来,能不惆怅吗?”**

1988年刘道玉被免职后,继任的校长搞两个“凡是”:“凡是刘道玉拥护的我反对,凡是刘道玉反对的我拥护。”武大风气的转变让易中天感到压抑。有人推荐他去厦门大学,他没有片刻犹豫就举家迁往厦门特区,时在1992年。

这是他转型的第三站。这一年,他出版了《艺术人类学》,并两获大奖,却高兴不起来。因为这部著作虽然创立了新的学说(艺术是人的确证),却没有得到 “应有的学术反响”。他和邓晓芒合作的《走出美学的迷茫》(后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,第一作者邓晓芒),初版更是印数寥寥,以至于邓晓芒在再版序中说: 由于出版界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本书于1999年和2007年再版,印数上万)。

在厦大,易中天认识了学者林兴宅。林兴宅是1980年代的风云人物。当时洛阳纸贵的“走向未来”丛书,就有他一本,当时人称“北刘(再复)南林(兴 宅)”。林和易中天散步时说,现在做事情有两个选择:要么做学术研究,那你就埋头去做;要么去为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,那你就走出校门,走向群众。中间的道 路是不可取的。

易中天想了想,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,自己得选后一条。结果,虽然都是“土匪”(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),邓晓芒成了“坐寇”,易中天成了“流寇”。

他读研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做《文心雕龙》,于是从“文学”转到“文论”;研究《文心雕龙》,侧重于其美学思想,这就从“文论”转 到了“美学”;讲美学,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,于是有了《艺术人类学》;也得弄清楚美学史,于是有了《破门而入》;要讲清楚中国美学,就得弄清楚中国文 化,于是又有了《闲话中国人》。

《闲话中国人》是他的转型之书,以饮食、服饰、面子、人情、单位、家庭、婚恋、友谊、闲话等为章节题目,触及和整理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。此后,又有 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、《读城记》和《品人录》。这四本书组合成“品读中国书系”一并推出,责任编辑赵南荣为这种文体起了一个名字,叫“随笔体学术著 作”。其中《品人录》十年来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。

要讲清中国历史,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,于是有了《帝国的终结》和《帝国的惆怅》。“终结”讲制度,“惆怅”讲案例;一个理性分析,一个感性描述。易 中天感慨:“邦国制度也好,帝国制度也好,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,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,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民族搞得更好。只不过有些官员在维护政权前提 下,以权谋私给自己捞点好处而已,没有人存心把它搞坏。但整个历史的演进,从西周,到秦汉,再到明清,越来越差。你奔着好的念头去,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 来,能不惆怅吗?”

要弄清楚中国政治,必须有参照系。于是“惆怅”之后,又有了《费城风云》。

2003年,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,全世界议论纷纷,或谴责或叫好,但没人小看。易中天就想研究美国。目的是“看看人家,想想自己”。书名最初叫《艰 难的一跃》,取材于麦迪逊的《辩论》。但出版后很“艰难”,不好卖,又把原来的副题《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》做了书名。最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图文 版,书名改为《费城风云》。

这本书的写作,让易中天对民主和法治有了新的认识:“民主并不只是让人说话、征求意见等等。民主的核心,是‘权为民所授’。主权在民,政权民授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所以,后来他讲先秦诸子,就特别注意到孟子关于上天和人民共同授权的思想。

这时回头再看中国历史,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,于是有了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,也就有了《我山之石》和《中国智慧》。至于《书生傻气》和《公民心思》,“算是土匪打劫之余,打的猎吧。”易中天说。

电视:“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”

屁股决定脑袋,脑袋决定嘴巴,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。

转型是成功的,但开始并不容易,难就难在话语习惯。易中天发现,马克思早就说过,研究的方法不等于表述的方法,就看你打算说给谁听。你的读者如果是大众,那就不能端着,不能拽。屁股决定脑袋,脑袋决定嘴巴,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。

一通百通,方言、俚语、段子、顺口溜,易中天张口就来。凤凰卫视《纵横中国》栏目总策划王鲁湘和策划助理陈勤发现了他,请他到成都拍四川篇。在演播 厅,王鲁湘问,李白有《蜀道难》,郭老有《蜀道奇》,你能不能也弄个“蜀道啥”的?易中天脱口而出:蜀道通,蜀道畅,蜀道通了四川随你逛。四川火锅麻辣 烫,四川姑娘都很开放。全场笑翻。

调侃之后还得找补回来,于是他又说:蜀道通,蜀道畅,蜀道直通青天上。银燕穿空任翱翔,铁马奔驰通康藏。山有情,水无宕,蜀中父老频相望。请君多到四川来,看我天府新气象。

从此易中天频频出镜。陕西卫视“开坛”栏目组,总结出“易中天谈话法”:在第一时间,用最雷人的语言,最另类的表述,把最重要的观点抛出来,然后再 去论证说明。有期节目,主持人李蕾拿了一本封面是“保卫张艺谋”的周刊问,赞成这个说法吗?易中天说,我赞成,但要加三个字——“的观众”。主持人问为什 么?易中天答:因为观众已经中了他的“十面埋伏”。

这当然是电视人喜欢的风格。做《纵横中国·湖北篇》武汉那一集时,嘉宾讨论武汉人的精神。易中天马上用武汉话说,就是“唰喇”,意思是“快”。武汉 人喜欢快,不喜欢慢。比如吃热干面,就得快。做也要快,吃也要快。但更多的时候,不是指物理速度,而是心理速度,也就是“爽”。他进而解释:唰喇,也许是 “爽朗”的音变。但依照武汉人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的性格,也可能是拔刀子的声音──“唰喇”。

热干面,是武汉人最爱吃的早点;唰喇,是武汉人最爱说的词。两件事,几句话,武汉人的性格就说清楚了。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总策划解如光,碰巧看到了这一集。他立即认定: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

解如光没看走眼。易中天一上百家讲坛,诸如“韩信是个待业青年”之类的“易氏语录”,迅速在网上传播。百家讲坛,人气大旺。此后,他又开创了好几个第一:第一个不按套路,自己设计每一集的标题;第一个由主讲人变身主持人(采访王立群)……

电视使易中天由“另类学人”变成“公众人物”,也有人说变成“电视明星”,或者叫“学术超男”。有记者问他怎么看“学者明星化”,易中天反问标准是什么。记者们凑了凑,给出四条答案:知名度高,出镜率高,粉丝众多,采访不容易。易中天答:按这个标准,领导人不也是明星吗?

有人把这归结为“会说话”,易中天说:“这不是技术问题,更重要的是态度,还有准备。百家讲坛,只是结果。”

独立知识分子:路见不平插句嘴

“我确实没什么境界,但我绝对有底线,我是‘底线主义者’。”

2006年前后,易中天完成了他人生的第四次转型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只不过,按照他自己的说法,前三次是“自找的”,这一次是“被转型”。

“被转型的感觉怪怪的。”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有些事,他做也不是,不做也不是;有些话,说也不是,不说也不是。“但有些事,你不能不管。”

易中天确实管了不少“闲事”:李辉质疑文怀沙案、余秋雨涉嫌诈捐案、南京虐狗事件、矿难、暴力拆迁和拆迁条例、三鹿奶粉、清退代课教师、汪晖涉嫌抄 袭案、反三俗、药家鑫案、脊梁奖、温州动车事故、郎咸平专访郭美美,等等。这些时评发表后,有人叫好,有人生气,有人说他“不甘寂寞”,有人说他“多管闲 事”,有人因此把他归为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也有人觉得不像。

“不是不像,压根就不是。”易中天说,他并不是一个有境界的人,也没有什么责任感和使命感,只是常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再就是出于“自私”,比如关 心拆迁问题,是害怕有一天自己的房子被人强拆;关心三鹿奶粉,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喝到三聚氰胺:“如果拆房子和做奶粉的也这样想呢?岂不就没事了?”

“我就是个‘出来打酱油的’,路见不平插句嘴。”易中天说,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“独立知识分子”。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得看新闻,每件事似乎都必须发言表态,他觉得被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需求绑架。“是非已经够多的了,再‘公共’一把,还活不活呀!”

成为独立知识分子,前提是经济的独立。没有经济独立,就没有人格独立,也不可能有思想的独立。“请注意,是‘独立’,不是‘富有’。”易中天强调, “不是说要变成大款,富可敌国,而是说要能自食其力。你可以安贫乐道,一箪食,一瓢饮,但这粗茶淡饭得是你自己的。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,只能沿街乞 讨,见人就叫大爷,有尊严吗?”

[caption id="attachment_838" align="aligncenter" width="600" caption="《易中天文集》首发式“人多势众”。后排左起陶斯 亮、江平、茅于轼、资中筠、刘道玉、叶选基、胡德平。现场主持人贺卫方(前排左三)和易中天(右二)都算小字辈,蹲在前排,后来合影时,张思之(左一)也跑来蹲在前排。 (新浪/供图/图)"]《易中天文集》首发式“人多势众”。后排左起陶斯 亮、江平、茅于轼、资中筠、刘道玉、叶选基、胡德平。现场主持人贺卫方(前排左三)和易中天(右二)都算小字辈,蹲在前排,后来合影时,张思之(左一)也跑来蹲在前排。 (新浪/供图/图)[/caption]

易中天认为知识分子钱多了不是坏事。有钱可以买凶,也可以救人。金钱本身,跟善恶没有关系,就看你怎么用。人穷未必志短,为富也未必不仁。安贫乐道 固然好,富而乐道就不可以吗?“多少得有点家底。有家底,就有底气。”易中天说他的想法跟“张麻子”差不多,就是“站着把钱挣了”。“坦率地讲,现在多少 万也买不了易中天,钱见多了!再说,既要挣钱,又要站着,你以为容易呀!”

“我确实没什么境界,但我绝对有底线,我是‘底线主义者’。”易中天说。他认为,底线比境界更重要。一个人,可以没有境界,不能没有底线。没有境 界,顶多差劲一点。没了底线,就会出大问题。比方说,我孬,我怂,我胆小怕事,我不敢为民请命,这没关系。但如果居然说什么“纵做鬼,也幸福”,就不是东 西了。

易中天认为,一个学者,可以“关起门来做学问”,也可以“打开窗户说亮话”。

关于逻辑:“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”

中国逻辑的特点是:一事当前,不问是非,先问亲疏;不问道理,先问态度;不问事实,先问动机。

易中天人生四次转型,第一站在新疆,第二站在武汉,第三站在厦门,第四站在哪里?电视台吗?还是飞机上?

“这回没有地点了。”易中天笑言:“如果能有时间段,我希望是在先秦。”

他的“百家讲坛”三系列,虽然引起注意的是《汉代风云人物》,引起轰动的是《品三国》,但他自己更看重的是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。

“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节目和这本书的特殊之处。”易中天惆怅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以前讲思想史,都是一家一家地讲,一人一个章节,比如‘孔子的思想’、‘老子的思想’。我是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PK。否则,怎么能叫‘争鸣’?”

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特殊的讲法,易中天称之为“启迪智慧”:“启迪是很重要的。智慧跟知识不同。知识可以授受,智慧只能启迪。电饭煲可以做饭,也可 以熬粥,这是知识。电脑出点小问题,不妨重启试试,这是经验。洗衣机坏了怎么修,这是技术。这些都可以教,也学得会。智慧就教不了,只能把别人的智慧展示 出来给你看,然后自己去悟。所以,我讲先秦诸子,题目就是‘儒墨之争’、‘儒道之争’、‘儒法之争’,把他们如何过招演示给你看,你自己去体会。”

这种讲法一时难以让人适应。许多观众听完,还是会问:我们应该学谁呢?他们的哪句话,可以指导我做人、做事、做生意呢?“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,不肯自己动脑筋去想,也不会想。”易中天感叹,“这都是中国教育造的孽!”

提起中国教育和当下文化,易中天痛心疾首。他认为,中国教育最大的罪过,是“把人脑子搞坏了”。当下文化最大的问题,不是“娱乐化”和“庸俗化”,而是“弱智化”。

有一次,媒体群访。一记者问易中天最近忙些什么,易答在家看孩子。两岁半的外孙女搁我们家,所以我得研究“孙子兵法”。这记者马上坐直了身子,兴奋地问:易老师,你用《孙子兵法》指导幼儿教育,请问这是不是国学的现代运用?众人大笑。

余秋雨宣称,自己“以一人之力量,在灾区独资捐建三座图书馆”。易中天质疑:一分钱没给,又没给水泥、砖头、瓦片,就送了些书,难道图书馆是纸糊 的?房子是人家掏钱盖的,怎么可以叫“秋雨图书馆”?马上有反对者说:台湾不是也有一个“中天电视台”吗?易中天哭笑不得:我说过那电视台是我捐建的吗?

易中天认为,这是典型的“中国逻辑”。中国逻辑的特点是:一事当前,不问是非,先问亲疏;不问道理,先问态度;不问事实,先问动机。在某电视台,主 持人问易中天,你质疑余秋雨,是不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?这就是问动机了,而且怎么回答都错。“这就像是商店的营业员问:你到我们这里来,是不是想偷东 西。”

所以,易中天说:我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。主持说,这下我们完不成任务了。易中天说,这不怪你。我知道,是你们领导弱智。女主持忙说,我们领导不弱智。易中天脱口而出:这年头不弱智还能当领导?

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,不少领导让秘书点开给自己看。一次,一位正厅级干部宴请,特地请他再讲一遍。讲到最后一句,此干部一口茶喷了出来,笑毕,说:“我知道你说的不是我。”说完又笑。

易中天感慨:“每个做领导的,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。”

所以,写完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,他又写了《我山之石》和《中国智慧》。易中天很看重这三本书:“我们原本是一个极其智慧的民族。但如果还这么下去,那可真是不肖子孙,要愧对祖宗的!”

文集最后一卷,是两本时评。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“打酱油”。第一卷收录的文学作品,按企业家冯仑的说法是“青春痘”:“文学是你年轻时长的青春痘,老了就只有老年斑了。”

易中天显然不想过早长出“老年斑”。他说,人们都讲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前浪死在沙滩上”;他的说法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前浪不断变新浪”。

“我一直在变。我的老年斑会怎么样?也没人知道。”易中天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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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